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2021年中國GDP預期增長6%以上。但著名經濟學家、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國家統計局原副局長、財新智庫高級研究顧問許憲春則更為樂觀,3月17日晚,他在人文清華講壇表示,2021年中國GDP增速有可能達到7%-8%。當晚,他翻開國家賬本,以親歷者身份和大家分享了中國國民經濟核算的故事,同時表示,數字經濟等新經濟新動能給中國提供了機會,如果中國在新經濟新動能的統計理論和方法上總結、提煉得好,在將來的國際標準制定中就會擁有更多話語權。

GDP是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繆爾森說GDP(國內生產總值)是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它是反映經濟發展情況的重要工具。
許憲春教授介紹,從1979-2020年中國年度GDP增長率看,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GDP增長經歷了3個周期。第一個周期是1981年至1990年,1984年達到了15.2%,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增速,之后波動中回落,于1990年落到谷底,為3.9%。第二個周期是1990年至1999年,1992年達到峰值14.2%,之后回落,1999年落到谷底,為7.7%。第三個周期是1999年至2020年,2007年達到峰值14.2%,之后回落,2020年落到谷底,為2.3%。
人均GDP反映了國家發達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中國人均GDP從1978年的385元增加到2020年的72447元,是翻天覆地的變化。
GDP還可以反映經濟結構的變化。以三次產業結構變化為例,中國第三產業占比自改革開放以來明顯上升,1978年為24.6%,2020年為54.5%,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
GDP是宏觀經濟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據,所以薩繆爾森說國民收入賬戶提供的各種數據猶如燈塔,引導決策人將經濟航船駛向其目的港。沒有 GDP 這類國民經濟總體指標,決策人就只能在紛繁無序的數據海洋中茫然漂泊。
GDP成為中國國家賬本核心指標
1952年至1985年,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采用蘇聯的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MPS),這個體系的核心指標國民收入主要核算物質部門的生產活動,認為非物質服務,像金融、房地產、教育文化、科學研究等不創造價值,因此不進行生產核算。改革開放后,金融、房地產、教育文化、科學研究等非物質服務迅速發展,MPS的國民收入已經不適應經濟迅速發展的實際情況。1985年國家統計局決定引入市場經濟國家通用的國民賬戶體系(SNA)的GDP作為補充。
1991年蘇聯解體,蘇聯和東歐國家放棄MPS的國民收入。
1992年,黨的十四大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
1993年,中國不再使用MPS的國民收入,SNA中的GDP正式成為中國國民經濟核算的核心指標。
與世行磋商,捍衛中國統計數據權威
但是國際上對中國的GDP統計一直存在質疑。1994年,世界銀行對中國官方1992 年GDP 數據進行了大幅度向上調整, 綜合調整比率為34.3 %。此后, 世行每年都以其調整后的中國1992 年GDP 總量及中國統計公報公布的經濟增長速度數據為基礎計算中國GDP。1999 年中方正式提出了取消這種調整的要求,并與世行磋商。許憲春教授作為負責技術方面的主要代表,參與了磋商的全過程。他指出,世界銀行對中國GDP數據進行調整的理由是建立在它對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統計體系和價格體制的了解和判斷的基礎上的,但1990年代初以后中國統計體系和價格體制改革取得了巨大進步,這種調整理由已經過時了,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了。經過磋商,世行決定不再對中國GDP數據進行調整,并同意今后在發布中國的人均國民總收入(GNI)之前都要通過中國財政部征求國家統計局的意見。
這次磋商不僅確立了中國統計體系在世行的地位,也維護了中國的實際利益, 避免承擔超過中國經濟實力的國際義務和不能享受本應享受的優惠待遇。
不斷改革,提升中國統計理論話語權
中國的GDP核算伴隨經濟發展,不斷改革和完善。
1993年,首次第三產業普查之后,國家統計局對GDP進行了重新測算,將1991年GDP上調了7.1%,1992年GDP上調了9.3%。2004年至今,中國進行了四次經濟普查,每次普查之后,均會對GDP歷史數據進行修訂。修訂GDP歷史數據是國際慣例,可以使數據更接近真實,為宏觀經濟分析和管理提供更客觀科學的依據。
除普查外,國家統計局進行了一系列制度方法改革。
2012年-2013年,國家統計局實施了企業一套表聯網直報統計調查制度改革,不僅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避免了中間環節對數據的干擾,大大提高了數據質量,人為篡改數據等行為會在網絡上留痕,國家統計局發現后即會追查。
創新和技術進步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發動機,研發是推動創新和技術進步的重要手段。過去的研發支出核算方法不能反映研發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2016年中國實行了研發支出核算方法改革,將研發支出從中間投入改為固定資本形成計入GDP,這樣GDP就可以反映研發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實行這項改革后,2016年GDP上調了1.3%。
2019年實施的地區GDP統一核算改革、不斷改進的季度GDP核算方法改革等也使得中國的GDP核算越來越完善。
許憲春教授表示,當前,隨著數字化技術的快速發展,包括數字經濟在內的新經濟新動能發展迅速,也給政府統計帶來挑戰。以數據資產為例,他帶領團隊調研了11個省市的60家新經濟企業,其中大部分企業反映,數據已經成為他們的重要資產,在企業生產經營中正在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現在GDP不能反映數據資產的作用,而且國際上還沒有相應的統計標準。如何對數據資產進行估值是世界前沿課題。歐美國家的傳統經濟先進,給歐美國家的學者和政府統計工作者提供了總結、提煉傳統統計理論和方法的機會,也給了歐美國家主導國際統計標準制定的機會。其實一些國際標準并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目前,在新經濟新動能方面,例如數字經濟,中國不落后,甚至在某些領域走在世界前列。這就給中國的學者和政府統計工作者提供了一種總結、提煉新經濟新動能統計理論和方法的機會,如果做得好就會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在將來的國際標準制定中就會有更多話語權,國際標準就會更多地反映中國的實際情況。
GDP并非萬能,建立完善的指標體系
許憲春教授也特別指出,中國經濟已經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GDP不是萬能的,不能反映資源消耗成本、環境損失代價、就業失業情況、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健康狀況等信息,任何一個指標都有適用范圍,不能超范圍使用,在其使用范圍以外,應用其他指標來補充,總之要形成一個完善的指標體系,共同引導高質量發展。
本文全文轉載自人文清華講壇,轉載時略有修改
2021年03月18日